王 溱

房东太太说了，这公寓只租给单身人士，所以眼前这个孩子会出现在这里定有蹊跷。

“你是谁家的孩子？来这里做什么？”她首先发难。

“你来做什么，我就来做什么。”孩子也是个刺头。

“你呢？老头？”二人齐刷刷把视线转向老人。老人也不甘示弱：“你们来做什么，我就来做什么。”

大家都不吭声了。

是呀，来这里做什么呢？这是位于一楼走廊最尽头的房间，整栋公寓最阴暗潮湿的地方，疯长的龟背竹把唯一的窗户遮得密不透风。据说以前这里住着个疯子，疯子被赶跑后，房东太太把房间拾掇干净，美其名曰“活动室”，眼下借给了一个导演，打算拍戏。

只是打算，谁也没见他真的拍。虽然没拍，戏的剧情却人尽皆知：一个可怜的单亲妈妈靠经营一个花档养活孩子，有人拿假钱糊弄她，她气坏了，抄起扫帚打。但这不是个悲剧，在戏的结尾，女主角的孩子在寒冷的冬夜给妈妈带回来了一盆盛开的水仙花，还有一篇把妈妈比作美丽的水仙花的满分作文。

剧情之所以泄露，皆因导演把它写到了招演员的启事上，贴得整条街都是。演员不够，就是这出戏没能开拍的原因。

房东太太倒是很乐意出演这个单亲妈妈，但导演觉得她太富态了，气质上不像。坏人那个角色导演可以亲自演，反正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个好人。最难找的演员是那个孩子，他问遍了整栋公寓的住户，没有一个人愿意演孩子。这是表面说法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谁也不信这个衣衫褴褛的家伙真的是个导演，也不相信他真能把戏给拍出来。

通常活动室里一片死寂，只有导演一个人在里边静静地制作道具，时不时看一眼那盆一直不开花的水仙花。

现在，这里多了三个莫名其妙的人，反而是导演不在。

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呢？一阵风，门“哐”的一声关上了。这怎么会有风？见鬼！更诡异的是，门怎么都打不开了。

拉、推、晃、踹，三个人都试过了，门就像被封死了一样，纹丝不动。

暗自然是暗，窗户密不透光，唯一的光源是一盏昏暗的灯，只能看清桌面一个金属盒子，闪着幽幽寒光。

“该不会是开门的机关吧？”孩子最先发现了它。

“无聊，就是个盒子。”女人说。

“打开看看。”老人显然习惯发号施令。

盒子打开了，里面有一把钥匙，一张字条。字条写着：有重要事情的先走。

女人手最快，抢先把钥匙抓到手里。孩子见状就去掰她的手，她躲，他便像猴子一样整个人挂到她身上。放在桌边的扫帚成了老人的武器，扫帚头上不仅有干草，还夹杂着干花，显然是导演做的道具。

女人说：“松开！我得去上班！”

孩子说：“我要上学！比你重要！”

老人不用上班，也不用上学，只好说自己得回去吃药，不吃药就会死，但那两位都没有谦让的意思。他们谁也没觉得命比上班、上学重要，他们早就习惯做什么都拼命。

孩子咬了女人的手臂，成功把钥匙夺到手。

有什么用呢？孩子冲到门边傻眼了，门上没有锁！确切说，连个锁孔都没有。

这回是女人发现了门上的字。在寻找蛛丝马迹方面女人总有天然的敏锐力。字不大，用圆珠笔写的，就一句话：你为什么要当一个演员？

莫非又是一个机关？

孩子抢先说，自己是被剧本中的故事感动了。他觉得自己很适合演这个孝顺的孩子，在寒冷的冬夜给妈妈送去一盆盛开的水仙花，还有一篇把妈妈比喻成美丽的水仙花的满分作文。但孩子并没有说真话，他之所以想要演这个角色不过是因为在学校里什么都排不上号。别说登上舞台，就是登上讲台的次数也屈指可数，更没写出过满分的作文。

女人说，自己从小就有当演员的天赋。小时候她演乖学生，长大了演好职员，从来没有人发现她私底下会撕了作业本，会在背后偷偷撂挑子。她对自己的演技充满自信。

老人突然面红耳赤，一个劲儿说自己不是来应聘演员，只是来看看，看这个所谓的导演是怎么回事儿，做什么道具需要那么多东西，把大家门口的东西都捡走了。说着说着老人大口喘着气。喘气声很大，大到不像是一个人能发出来的。

果真不是一个人。

他们很快在橱柜后面发现了躺在地上痛苦挣扎的导演。没错，就是那个导演，他们都见过他往墙上刷浆糊贴启事。

导演被扶了起来。在老人的指挥下，小孩给导演按压了太阳穴，女人从他兜里翻出了药。老人在橱柜上找到一个巨大的瓷碗，但瓷碗里没有水，导演只能靠口水把药片咽下。

有只蟋蟀死在了瓷碗里。瓷碗里当然没有吃的，拍戏的时候导演可以让演员假装里边有吃的。可怜的蟋蟀，费尽全身所有力气跳上碗沿才发现里边空无一物。

导演醒了，对着蟋蟀的尸体嚎啕大哭。不管蟋蟀是饿死的、冻死的、闷死的，还是累死的，他都觉得自己难辞其咎。

他们三个人也跟着哭了，活动室成了一只蟋蟀的追悼会现场。他们都不是因为酷爱演戏而来到这里，但他们的确是最好的演员，说哭就能哭出来。

房东太太把门推开，探头，看到那只蟋蟀也哭出声来。

门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一推就开。

（原刊于《辽河》2024年第8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