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来是城市里的一条马路，却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：文化街。

文化街东起一个小区，西至矿务局文化活动广场。过去，矿务局常常在文化活动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。马路中间向南岔出一条通往南环路的小路，绕过了大路上的红绿灯，熟悉地形的司机都选择走这条便道。这条路是隐蔽在城市里的一条辅路。

文化街两边摆满了卖菜、卖水果、卖各种小食品的摊子。也有人用木头搭个简易架子，铺几块木板或纸袼褙，摆卖货物。卖肉的把猪肉、羊肉、牛肉放在小型卡车或者三轮车上，手里攥着明晃晃的刀，比划来比划去，好像随时会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。遇到堵车的时候，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，吼得路面仿佛都在颤抖。

马路边摊位上的喇叭重复地播放着极为响亮的录音：下米庄的倭瓜，保干保甜保沙，一块五一斤嘞……那边有个喇叭喊得更凶：南来的、北往的，哈尔滨的、香港的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卖双黄蛋嘞……个个都是双黄蛋嘞……再往前走走，那边那个喇叭又接住这边的喊声喊起来：不为挣钱，只为宣传，只卖一天，抓紧时间……你明天过来的时候，他还是这么喊：只卖一天，抓紧时间……正常的时候，那些喇叭天天都这么喊。偶尔，所有的买卖人和所有的喇叭全都销声匿迹，小商小贩们好像被打扫得一干二净。想买东西的人突然觉得不那么方便了，好像有序的生活突然就被打乱了。

马路上最堵车的时候是学生们上学或放学的时候。接送学生的车大部分是面包车，一辆面包车能坐七八个孩子。这些面包车沿路两边排着很长的车队，再加上接送孩子的私家车，那个乱呀。

马路南边有两所重点中学。矿务局的孩子若是考不上这两所中学，一般来说，考大学就没有希望了。这里虽然人车聚集，但两边的小饭店却不太景气，都是空桌子和冷板凳。老板和老板娘抻着脖子往外望，盼望有人能进来吃饭。马路两边的居民房是矿务局周围房价最高的房子，陪读的家长们需要在这里租房子，所以这里的房租比别的地方贵得多。这条街，可谓城市的一道风景线。

我跟我老婆已经冷战了好多天，我觉得呆在家里生闷气不如到文化街上溜达溜达。

我刚走到小区门口，身后突然驶过一辆快递车，是那种带篷布的小黑车。

有个人就在小黑车后面大声说，能挣几个钱，开这么快？撞了一个赔一千，你一个月能挣几千？有钱你就只管撞！

我回过头看，那个人是自己跟自己说话。或者，他是想跟我说话。

我礼节性地应付了一句，是啊。这一应付坏了，他没完了。他说，他一个月挣四毛四。我不理解一个月挣四毛四是啥意思。他说，你连四毛四都不懂啊？四毛四就是四千四，四千四不能说，只能说四毛四。这回，你懂了吧？

我点点头。我觉得这个人好像脑子有点儿问题，我不想再跟他说话。可他还要跟我说。他说上个月他开了六毛八，这个月就开不了六毛八了，因为上个月有两毛烤火费，这个月没有了，只能开四毛四。

我听着不对，上个月有两毛烤火费，是六毛八，这个月没有两毛烤火费了，应该开四毛八呀，咋能是四毛四呢？他有点着急，说，我说四毛四就四毛四，你听明白了没？

我觉得这个人不能惹，惹毛了，他要是跟我干起来咋办？他说四毛四就四毛四，没必要跟他争明白。

他说，不用去上班，每个月坐在家里就拿钱，挺好了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上班，他说车间主任不让他去，车间主任说他自从被砸了脑袋以后好像有点不正常了。其实，他那次也是真够幸运了，从天车上掉下来一块工件，正好砸在他的脑袋上，谁都说那么大的一块铁疙瘩砸在脑袋上肯定活不了了，可他做了开颅手术以后，竟然活下来了。

他笑了一下说，其实他挺想去上班，可领导不让他去，说他去了也不能干啥了。

我想我一开始的判断是正确的，这个人脑子有问题，单位领导也拿他没办法。但我不敢说他脑子有问题，我要是说他脑子有问题，他马上跟我翻脸咋办？现在的人戾气太重，有时候因为一句话就能惹出人命。我可得小心。

说话的人已经快步撵上来，跟我并排走着。我侧过脸看着他，因为如果我不看他，他就会突然向前迈一大步，扭回脸跟我说话，就是非得跟我脸对脸地说话，他才得劲儿。

我故意不停地侧过脸看他一下，让他没机会再向前迈一大步，跟我脸对脸说话。我觉得跟他怎么说话，是挺难办的事情。

他戴着一顶黑色帽子，但不是过去那种棉帽子。过去那种棉帽子，帽子“耳朵”很长，系住下边的带子，耳朵和下巴就都不受冻了。他戴的这顶黑色帽子是厚绒布的，有一条宽边，放下宽边能遮住上半个耳朵，遮不住耳垂。

人们早就说，今年冬天肯定会非常冷，因为夏天下了太多的雨，肯定是个冷冬。事实上，大同这个地方，今年还真遇到冷冬了，而夏天的时候呢，也真遇到了多雨的夏天。整个夏天，最多是隔一两天就下雨，有时候是天天下。今年冬天，真是不一样，刚刚入冬就感觉天气特别冷。我穿着羽绒服，戴着帽子。以前过冬，我从来不戴羽绒服的帽子，因为没觉得那么冷。戴帽子影响我的视线、听力，让我看不清楚来往的车辆，容易出事儿。

有几个穿着橘黄色衣裳的环卫工，正忙着打扫小商贩们丢在地上的烂纸、烂水果和烂菜叶子。

跟我说话的人看着那几个环卫工说，你以为环卫工容易吗？我说，我没说他们容易呀。他说，你要是想找一份环卫工的工作，你去应聘就不能说你有工作，有工作也不能说有，你就说没有。你别小看环卫工，当个环卫工也得有脑子呢，没脑子也当不成环卫工。

我点点头，表示听明白了。

他说，你明白了吧，还是当官好吧？

他把跷起大拇指和小拇指的手放到耳朵边说，喂喂喂，那个谁，你闺女是不是没考上大学啊？要是没考上大学，就让她来这儿上班吧。你告诉你闺女，让她啥话都听我的，不听我的就别来了，你听明白了吗？

他冲我笑着说，你听明白了没？我突然发现，他没有门牙，只有两颗虎牙。

我说，我听你说话有点儿走风漏气呢，原来没有门牙啊。

他没理我，接着说，现在的孩子，你别看他们小，其实啥都明白。大学毕业的都不好找工作，高中毕业能找到工作吗？想有工作就得听当官的。

他说，谁要是说当官不好，那就是胡说八道。我给你说个真事儿，我知道一个女老师，教音乐的，长得特别漂亮，想当处级干部。有一次她去省里演节目，在饭桌上认识了一个分管教育的省级领导，两个人在饭桌上虽然谈话不多，但眉来眼去，心里啥都说清楚了。女老师跟领导要了电话号码，说是以后有机会到省城来的时候给领导打电话，再去看看领导。领导说欢迎欢迎。女老师回家以后好像着魔了，一天到晚净想着当官的事情。女老师硬着头皮去了省城。她给领导打了个电话，说是来省城办点事儿，顺便想去看看领导，不知道领导见不见她。没想到领导还是那句，欢迎欢迎。女老师说，她正在办理住宿，晚上想到领导家去看看领导。领导爽快地答应了，女老师马上就明白事情有门儿了。女老师在领导家里说了一会儿话，临走时给领导留下银行卡的时候留错了，留成了房卡。领导当天晚上没敢出去，但领导知道那个女老师已经向他表忠心了。过了不长时间，那个女老师就当上了小学校长。又过了不长时间，当上了区文教局局长。

我说，你这是瞎编的吧？我好像在网上看见过，是有一个女副县长想当正县长，给省领导送银行卡送成了房卡，到你这儿咋就变成女老师了？他好像生气了，铁青着脸说，网上的事情都是从生活中来的，生活中没有的事情网上能有？

他总是喜欢问我一下，好像要检查一下我是不是在听他说话。

要是让你当官，你会当吗？比如说省里的领导下来检查，你咋办？你得赶紧安排一个退休老工人，跟老工人说，明天省领导要到他家去，要是领导问你，你就说你退休了，一个月还开六七千块钱，花不了。你得站在领导旁边，拿眼睛看着退休老工人。老工人要是说错了，说退休了才开两三千块钱，等领导一走，老工人就完了。老工人的孩子们也都得受牵连，孩子要是在井上工作，就能把孩子调到井下挖煤去，又苦又累。你信不信我说的话？我说我信。他好像还不饶我，还问我，你记住我说的话了吗？

我觉得这个人像极了所有的人，因为很多人都能说出许多奇怪的事情，但我又觉得他在什么地方又跟别人有所不同。他突然出现在我身边，就像一个天外来客要来调查人世间的事情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那些事这么有兴趣。

这时候，我俩已经走到了文化街小学，这个学校的门前比那两所中学的门前还要乱，接孩子的家长都探着头往学校里望。

学校是教育人的地方，是好地方，是吧？他说，实际上也并不全好，我女儿的班主任就是一个中专毕业生，一直教一到四年级。可是不教高年级就不能评高级职称，为了评高级职称，她非要教六年级。可她的教学水平太差，家长们都反对，老师们也有意见，可人家跟校长好，就是要教六年级。有个老师笔试全校第一，可就是没评上职称，那个老师气不过，就向区文教局反映情况。局里派人下来问，你猜校长咋说？校长说她平时不跟同事们打交道，谁评她？

傍晚的太阳仿佛要落在矿务局办公楼上，红太阳像一大盆凝固的血，很快就被办公大楼吃掉了半盆。

他突然有点儿兴奋，指着办公大楼说，这些天，那栋楼里的人都火烧屁股坐不住了。他说，前董事长和现任董事长都让省纪委叫走了，总经理和处级干部也被陆陆续续地叫走了。他说你别看这栋大楼表面上挺平静，实际上里面早就地震了。他显出神采飞扬的样子。噢，对了，我忘告诉你了，前几天张区长让市纪委叫走了。张区长咬出了好多人，没过几天，区里管人事的王处长也被市纪委叫走了。王处长不知道市纪委为啥要叫他。结果你猜是啥事儿叫走的王处长？我摇了摇头，表示猜不出来。王处长在我们这个地方有招工权和调动工作的权力。张区长交代说，他曾经让王处长帮他给一个人办过工作，那个人给了王处长二十万块钱。市纪委的人问王处长是不是帮张区长给一个人办过工作？王处长承认了，但对天发誓，他根本没收过二十万块钱。市纪委的人说，这没关系，我们只是要核实一下案情。王处长气得跟别人说，你说这个张区长多不够意思，我给办了工作，别人给了二十万块钱，可他跟我说都不说一声，还把我给咬出来了。这叫啥朋友？

我觉得这个人挺逗。我要是回家跟我老婆说起这个人，我老婆会不会说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？

我和我老婆这几天因为我挣钱少闹别扭，谁也不理谁，正在冷战。我想，这个人正是我打破僵局的一个好话题。

不经意间，我俩已经走到办公楼前的文化活动广场边上。莫非文化街跟文化活动广场有关？莫非马路戴上文化的帽子就有文化了？想来想去，终归是不得要领。我故意走到一个雪堆前，直接把脚尖挨住雪堆，不留距离。他再想跟我面对面说话，就得站在雪堆的另一边。那堆雪是个雪人，堆了很久的，已经落了灰。他站在雪人的对面，把脸往前伸跟我说话。他说，一斤肉三十块钱，你舍得买多少？人家当官的，一买一百斤，三千多块钱哪，你舍得买那么多？

我心想，他该去哪儿去哪儿吧，我烦透他了，可他根本不肯放过我，还是一副要跟我唠下去的样子。我问他家在哪儿住，暗示他该回家了。他指了一下办公楼那边，说是不远不远，就在办公楼后面。办公楼是当地的最高建筑。

冬天天黑得快，但文化活动广场上却是灯火辉煌，健走的人形成了人流漩涡。一个穿着绿裤子正在跳舞的大妈，右脚向右踢的时候，一个小男孩刚巧跑过来。大妈绊倒了小男孩。小男孩昏了过去。

许多人都看见绿裤子大妈绊倒了小男孩。小男孩的母亲跑过来，抱着孩子哭喊道，谁绊倒了我儿子？但是，没有人承认，也没有人说是谁绊倒了那个小男孩。

那个绿裤子大妈还在若无其事地跳着舞，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

“是她，就是她绊倒了那个小男孩。”他指着绿裤子大妈大声地说。

他冲着哭泣的小男孩母亲说，报警，报110。等110来了……他指着绿裤子大妈说，我要把她绊倒孩子的事情说得“淋漓致敬”。

人们听他说错了成语，忽然安静了，但马上又爆发出哈哈的笑声，好像在笑他是一个不正常的人。

我决定不离开他，假使他有啥不测的话，我要和他并肩战斗。完事之后，我想请他到附近那个卖猪棒骨的小饭店喝点儿酒，我要举杯敬他。